《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阅读理解题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B.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不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3. 文章主要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请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