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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伟大时刻，历数全国人大65周年历史，有这样两位特殊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和荣毅仁，他们见证与实践了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所谓“三大改造”，即是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追忆昔日往事，看他们是如何努力奔跑，争做时代的追梦人？

【教学过程】

申纪兰，1946年，17岁时嫁入太行山下西沟村。那年，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刚经历过14年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再次遭受战火，人民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申纪兰一家自然也面临着生活上的巨大困难。此时的西沟村早已在太行山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开展过土地改革，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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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材料，三个文件，代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土地政策，这一政策调整的实质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逐渐将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农民们相继分到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但是当时有很多现实问题困扰着农民，请结合图文材料，思考：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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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多农民在生活上依然很贫困。

作为革命军人家属的申纪兰，自然积极性更高，想要努力改变现状。这时申纪兰遇到了一个“贵人”——李顺达，当时的李顺达已是太行山区响当当的人物，1943年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在太行山区成立了第一个劳动生产互助组，开展相互帮助的活动。1944年，被边区政府授予生产互助模范，他所领导的互助组被称为边区农民的方向。

在李顺达的帮助下，申纪兰主动加入了这个互助组，1951年，又被推荐为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当时合作社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于是动员妇女下地劳动就成为了头等大事，而这项任务自然落到了年轻的申纪兰身上。“男人不做饭，女人不种地”这在旧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申纪兰首先克服万难帮助西沟妇女摆脱了旧思想的束缚，千方百计的动员他们走出家门下地干活，好不容易劝动了几个，但是他们发现当时村里“两三个女劳动力的工分才能算得一个男劳动力的”，很多妇女也就泄气了，因此争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就成了申纪兰的目标，最终在申纪兰的带领下，终于赢得了男女同工同酬，后来还写进了《宪法》，妇女们的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大家都纷纷主动要求加入合作社，走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合作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从此，申纪兰的事迹逐渐传遍了全国。1952年，申纪兰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3年当选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1954年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这一过程中， 申纪兰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起来的，认为办大社、高级社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能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写道:“李顺达领导的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三百八十三户的大社。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太行山上那样的一个穷地方，经过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

正因如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体现，农民们纷纷申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经历了由最初的农业互助组到初级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生产合作社，1955年那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了第二年，全国绝大数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者们纷纷效仿走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全国各地90％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促进了手工业行业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大潮，申纪兰又带头在西沟村实行“包干到户”，再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29年太行山下出生的申纪兰，她的生命历程不仅见证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更是用她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这种“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纪兰精神便是我们口中家国情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以此勉励。至今，申纪兰已经连任了13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共和国史上任期最长的人大代表，亲眼见证与亲身实践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

还有一位特殊的人大代表，他就是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

说起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南通张氏、无锡荣氏那是首屈一指的，南通张氏不必多说，我们应当是如数家珍，而无锡荣氏我们可以借用两句话来一窥他们的实力：30年代荣氏掌门人荣宗敬的“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们的、吃我们的。”50年代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荣氏家族是以荣毅仁为代表的，荣毅仁，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作为荣氏家族的第二代，毕业即投身于家族企业，继承了家族实业救国之道，到新中国成立前已是荣氏企业的核心人物，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资本家。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很多资本家因为对共产党还不够了解，加上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很多都选择离开了大陆，就连很多荣氏家族成员也都纷纷出走海外，然而荣毅仁与他父亲选择了留下，并把已在香港的妻女接回大陆。据后来荣毅仁回忆说“当初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相信共产党！因为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父亲荣德生更是如此，即使后来临终之际，也叮嘱荣毅仁：凡事要以国家为重，跟着共产党走！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曾说：“民族资本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前过得也很艰难，我父亲和伯父的企业是在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放松侵略中国时发展起来的。我父亲一辈子办工业，寄希望救国图强，遗憾未能实现。后来父辈又把希望寄托到了国民党身上，但蒋介石上台后的第一手竟是无端通缉我的伯父荣宗敬，还大肆敲诈我们。后来宋子文又想吞并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荣德生又遭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绑架，进行恶意敲诈。我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国家不强盛，企业发展就很艰难。共产党来的时候，本来我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了，是政府让企业恢复了生产，我真的是很感激！”荣毅仁之所以很感激，原因在于建国初期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帮助私营工商企业渡过难关并取得发展。

共产党相对宽松的政策让荣毅仁大胆的向政府建议：实行加工订货、统购统销。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认可并逐步推广开来，加上1950年土地改革后，农村购买力的增强等因素，上海市场逐渐开始活跃起来。1951年初，国家颁布《关于统购的决定》，加工订货逐渐被认为是“把私营工商业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一种形式。这一切让荣毅仁很是兴奋，很是满意！兴奋在于企业又迎来了生机，满意在于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宽松政策，心中不免觉得：当年“自己选择留下”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光明的。

但是，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对商人们来说是一次大发国难财的好机会。见此，很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但碍于政策，有些商人便开始不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在商品中以次充好，谋取暴利，甚至采取种种不法手段，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影响到了国计民生。

于是，1951年底，国家在党政机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与此同时，在私营工商业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很快蔓延到黄浦江畔，上海工商业界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在一份《上海五反运动情况》中披露，“仅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这时的荣毅仁如坐针毡……但是，中央决定对荣毅仁等资本家实行团结保护政策，在被地方划为基本守法户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当即批复定为完全守法户。此后的荣毅仁更是坚定了共产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