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课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优质课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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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形势派”认为国内系统环境以及决策者必须面对的政治体制结构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能力限制了政府的行为。内部形势派认为无论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越来越注意到了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大卫·拜茨曼说:“国内因素在制定中国外交决策中比国际因素有更大的影响力。”肯尼斯·利波少断言:“中国国内每次政治运动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66一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顶峰时期,对中国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有明显的影响。这一派别强调国内因素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重要,但是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观感派”，这一派别认为决策者认知的世界比客观现实更重要。这一派别强调决策的

个人因素。他们认为无论国际国内因素如何变化,政策的决定和实施都是由人来实现的。而在这方面,决策者对整个环境的认知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决策者的认知能力显然是与个人经历、学识等方面因素息息相关的。观感派的代表观点就是所谓“毛泽东管理模式”，也就是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外交决策中有决定性地位,毛泽东的决定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一派别在50一70年代毛泽东时期尤为流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控制着国家事务的毛泽东的态度”。

机构主义派是在古典主义学派的理论无法全面解释国家行为时产生的。这一派别的主要特征是不再把国家拟人化,而更加强调政府机器的作用。1985年鲍大可的著作《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标志着机构主义学派在中国外交决策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在这本书中,鲍大可在采访了大批中国官员和学者的基础上描绘了中国外交决策机构和过程的全景。

研究动态：国内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蓬勃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建国以来某一阶段的中国外交进行实践和经验的总结,有的回顾建国以来60年,有的从改革开放开始,有的以冷战结束为界加以梳理,还有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的思考；二、对新中国外交战略、理念、思想和外交哲学的总结；三、对中国具体外交领域、外交政策、外交方式、外交方向的研究,如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外交、大国外交、首脑外交、第三世界外交、周边外交、多边外交,等等；四、对中国外交理论研究本身的阶段性总结。应该说,以上这些研究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进行了非常细致、全面、深刻的剖析,总体上把握了中国外交的基本脉络,总结了外交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些具有规律性、学理性的中国外交理论。

学术界基本共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国内解放战争的洗礼,新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成立,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和一穷二白的赢弱国力,以及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明显差异,使她一开始即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社会的重重包围。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初期艰难曲折的探索,最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外交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起到了强大的支持支撑作用。60年来,贯穿中国外交活动的一条主线就是“突围”：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他敌对力量的重重包围,最终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收获了当前来之不易的成绩。

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经过仔细权衡,设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蓝图,被形象的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关系；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中国的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为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展开,新中国将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三大政策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表明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

独立自主是“三大政策”的本质和核心, “三大政策”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坚实基础。在这些外交政策中蕴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即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反帝民族主义和强调阶级性,具有稳定性、潜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有着重要的功能性影响,这一方面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体制的特殊性造就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中,维护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好地实现了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备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的领导人坚定的维护国家利益、灵活处理外交事务的立场和谋略。

地缘政治战略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新中国外交决策的另一大考虑因素,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谋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受到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维护社会主义利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的共同作用,使得新中国外交不断调整,历经坎坷,表现出一定的矛盾、动摇及局限性。最终,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

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了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一次关键性的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基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教学设计时应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只有从多角度、多层次来分析才能更贴近外交决策的实际。一个符合中国外交特点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国内、国际因素和个人因素研究的结合,应该是对形势和决策者的研究的结合,应该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研究的结合。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综合全面分析中国外交决策产生的环境。它既研究了国际因素,也研究国内政治因素,同时可以考察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结合。

二、课标要求与教科书解读

教材定位：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七单元《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3课《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在人教版教材中，为了更好的体现新中国外交的阶段特征，编者分三个阶段编写了《现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按照三个阶段编写，体现了阶段特征，便于学生掌握新中国外交的发展线索。本课教材讲述的是第一个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时期。教材内容主要分成三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步入世界外交舞台。教材内容比较详细的再现了一些历史过程，使学生对新中国外交风云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对新中国外交活动进行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课程标准：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

目标细化：

1、三维目标

知识与能力：识记：外交方针的主要内容、中苏建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理解：结合建国初期国内外环境，理解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运用：探究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区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万隆会议上“求同存异”方针及其作用。

过程与方法：通过展示资料，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神入情境、绘制思维导图等方式发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采用讲述法、讨论法、神入法等教学方式，开展师生双向交流活动。设置四个教学探究环节（历史的回音——从旧外交到新外交；历史的转型——从革命外交到国家外交；历史的舞台——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历史的展望——从和平共处到合作共赢）、三个“答记者问活动”来进行学习。

情感态度价值观：正确认识建国以来，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加强，为世界和平、正义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认识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他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体会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外交风范，感受他们在外教活动中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2、学科素养目标：

时空观念——近观：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领域的基本史实；中观：在中国建国后60年的外交发展历程中看待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就是第一阶段的外交成就；远观：在二战后至今的国际形势之下看待新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进步和外交成就的取得。

史料实证——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按照载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六类,即:文字史料、图片(表)史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声像史料和数字化史料。本课主要采用了文字史料、图片史料两种。文史结合、图史互证、史论结合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外交成就。培养学生信息提取、史料分析、论从史出的能力。

历史理解——高中历史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具有阅读并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都与“理解”密切相关。或者说,高中历史材料阅读能力、历史事实表达能力、历史想象能力、历史实物观察能力、历史认知的创造能力等,都贯穿着“理解”的要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层层递进的分析，加强对史实的理解，从了解到理解到见解最终达到破解，实现历史思维能力的提升。